文革后这三十多年，我国的社会生活渐渐恢复正常，整个国家从非理性状态渐渐回归了理性，国家越来越富强，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，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，中国人是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占比最高的国家。在这个社会中，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安全感，不会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刑法制裁、行政处分和思想批判。说绝大多数而不说全部，是因为尚有少数例外事件偶尔发生。

      但是，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控制：书报检查制度严厉，网络删帖现象严重，影视审查制度苛刻。审查部门抱着“守土有责”的态度，严防死守，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，一些审查事件（仅举《武媚娘传奇》一例即可管中窥豹）荒诞搞笑，沦为公众笑柄。

      最近王小波的《绿毛水怪》改编电影，与导演聊天时，他们说剧本的审查立项过程是小心翼翼的，因为虽然是个单纯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涉及文革，就可能通不过审查。联想到过去有人要拍《黄金时代》也曾无法通过审查而在签约之后被迫下马，未通过审查关口的原因不明，大约是涉及知青题材吧。成名作家尚且如此，遑论无名之辈。审查尺度之严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程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“土”呢？表面看是有些题材还有点敏感，比如文革，知青上山下乡，党内斗争，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；实质可以一言以蔽之：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。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，涉及该题材的言论、研究、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。

      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？仔细观察，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。然而，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，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，完全于事无补。原因仅仅在于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所有的真相，人们只要想知道，就一定能够知道。再屏蔽，网络信息还是无孔不入。这种局面跟秦始皇时代把书一烧就万事大吉相比，差距可就太大了；跟互联网出现之前只要守住印刷机器这个“土”就没人能知道事实真相相比，差距也是蛮大的。

      目前的信息传播手段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：凡是人们想知道的，他们都能知道；凡是人们不知道的，都是他们不想知道的。只要某人想知道某事的真相，很容易就能知道。即使中文信息全部封锁，人们还可以看外文；即使中国网络全网封锁，人们还可以翻墙从外网获得信息。而如果把目标确定在要让所有人都不想知道真相，那几乎是任何权力都无法做到的大工程。既然做不到，再做就是无用功，与其做无用功，不如不做。这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吗？

      各国宪法中全都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条款，中国也不例外。但是具体实行起来，中国与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，还有很大差异，主要就表现的审查制度上。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（19世纪）就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，有专论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。现在，时间之轮已经转到21世纪，中国人民还在争取这个权利，尽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，我们的宪法中也早就有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。

      拿19世纪马克思在德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与21世纪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相比，二者有一个共同点，一个不同点：共同点是主张言论自由是进步的，坚持审查制度是落后的；前者顺应历史潮流，后者逆历史潮流而动。不同点在于，在19世纪，审查制度是有效的，确实能够限制信息的传播；在21世纪，审查制度已经越来越无效，因为无论多么严厉的审查也无法真正限制住信息的传播，人们只要想知道任何事情的真相，他们一定有办法做到。